四大名塔,河南松岳寺塔、山西飛鴻塔、山西釋迦塔以及云南千尋塔。
藝術價值
碑林不僅是東方石質歷史文化的寶庫,更重要的是書法藝術的寶庫,享有“書法藝術故鄉”的美譽。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嶧山刻石,原碑為秦國丞相李斯所書。東漢中平二年(185年)刻的“曹全碑”,是用秀美的隸書寫的,這是中國漢碑中保存比較完整,字體比較清晰的碑刻,為漢碑中的精品。
“漢熹平石經《周易》殘石”,保存了中國最早的《周易》文句,相傳是當時著名學者、大書法家蔡邕以隸書書寫,方挺嚴整,為漢隸之典范。
唐代是中國書法藝術的繁榮時期。在唐代書法藝苑中,名家輩出,時有杰作,真、草、隸、篆,百花爭妍,猶如璀璨的群星,放射出永不泯滅的光輝。歐陽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顏真卿、柳公權的楷書各創一體,歐陽通、徐浩、史維則、懷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。歐陽通書寫的《道因法師碑》,與其父歐陽詢的《皇甫誕碑》很相近,結構嚴謹,書法險勁,是值得珍視的書法名碑;顏真卿的《顏勤禮碑》、《顏家廟碑》、《多寶塔感應碑》等,氣勢雄渾,蒼勁有力,是標準的“顏體”;柳公權的《玄秘塔碑》,筆力遒美瘦挺,勁如削竹,結構峻整,神足韻勝,是“柳體”中最典型的代表作;唐代懷仁和尚從晉王羲之遺留的墨跡中選集而成的《大唐三藏圣教序碑》,則更是膾炙人口的佳作;著名草書家懷素的《千字文》,筆意奔放,流利灑脫,為世所珍。此外,宋起佶的《大觀圣作之碑》(瘦金體)和清代翻刻的《宋淳化秘閣帖》等,也是稀有的珍品。
除了書法,在北魏、唐、宋等碑志上,還保存了大量具有藝術價值的精美圖案花紋。如唐刻《大智禪師碑》的兩側,以線刻和減地兩種手法并用的圖案作為裝飾,將蔓草、鳳凰和人物穿插布置,使人感到繁麗、活潑、美妙而有生氣;《石臺孝經》碑頭上的浮雕卷云和獅子,碑座上線刻的精致蔓草、瑞獸等,也都表現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麗作風;唐刻《道因法師碑》座垢兩側,用流利的線條,刻出兩組人物,共有十多個卷發深目的異國裝束的人,牽馬攜犬,作準備出行狀,是不可多得的線刻佳作;北魏的《元暈墓志》四側,分別刻著有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神形象,空隙中滿填流動的云彩,呈現出飄逸而和諧的奇特意境。它們像綠林一樣陪襯著繁花似錦的書法藝術,使碑林這座書法藝術寶庫,更加瑰麗異常。
碑林能較完整地保存,是與清代乾隆年間陜西巡撫畢沅的貢獻分不開的。宋代時,由于無人管理,珍貴的漢唐碑碣有的被人用做磚甓,有的用于修橋,遭到人為的破壞。元代時,碑林的碑石曾兩次全部跌倒。明嘉靖三十四年(1555年),陜西發生8級大地震,碑林里的大量碑石因摔碰而斷裂。清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,畢沅率同僚到碑林視察,只見房屋倒塌,碑石橫臥于荊榛瓦礫之間,環顧四周,滿目荒涼,這使他十分震驚和痛心。他與同僚合義,采取修整房屋,整理石,編目著錄,組織石刻陳列,建立管理機構和保管制度等措施,重修和保護碑林。在他所著《關中金石記》中說:“前后堂廡,皆鼎新焉,旋于土中,搜得舊刻數十片,遂取《石經》及宋元以前都,編排甲乙,周以欄盾。明代及近人所,則汰存其佳者,別建三楹以存置。其鎖鑰則有司掌之,設法保護,以冀垂永久。”畢沅對金石文字有濃厚興趣,整修碑林在于“庶考古者,得以觀覽也”,為保護珍貴文物作出了重要貢獻。